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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集成電路對現代經濟的“撬動”作用

（以我國2021年為例^[1]）

圖片來源：課題組自繪

上游環節（EDA軟件、IP核、設備、原材料）全球市場規模約1000億美元，占集成電路總市場規模10%左右^[2]，產值雖小但戰略價值重大，是整個集成電路產業發展升級的先導與核心，核心技術為美國、日本、荷蘭等發達國家高度壟斷，也是當前國外技術封鎖的主要領域。

中游環節（設計、制造、封測）市場規模達萬億級別，是上游的十倍。其中芯片設計是當前國內集成電路發展最具活力的領域，2020年全國市場份額已接近4000億元，集中在通信、消費、計算機領域，形成了以華為海思為代表的一批龍頭企業，但與美國整體差距仍然巨大。晶圓制造環節伴隨產品技術節點不斷提升，行業壟斷效應愈發明顯，全球前五大廠商占據了90%的市場份額^[3]。

下游產業覆蓋面廣，在人工智能、智能網聯汽車、云計算、物聯網、生物、工燒錢業控制等新興市場領域價值占比不斷攀升。

圖3：集成電路各環節全球市場占比

圖片來源：網絡公開信息

行業競爭本質上為專利、人才、資本的競爭

近年來，我國半導體發展迅猛，已成為全球第三大專利目標市場，但真正掌握在我國創新主體手中的專利技術僅占5%^[4]，大部分仍然為美日歐韓所壟斷，直接制約和影響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同時，作為技術驅動型行業，以高級工程師為代表的技術人才是半導體產業的基石，并且需要一定年限的技能培訓才能真正“上崗”。2020年我國直接從事集成電路產業的人員約54萬，現階段仍存在約20萬的人才缺口^[5]。此外，集成電路產業“燒錢”的特性決定了它對資本的依賴。以國內最先進的14nm制程芯片為例，研發需投入超1億美元，而投資建設月量產5萬晶圓的生產線則高達100億美元，僅有龍頭廠商有足夠的資金實力投入研發生產。因此，回顧美日韓及國內集成電路產業發展，其背后一般都有大量國家政策和產業資本的支持。

我國半導體產業發展始于1956年北大成立第一個半導體物理專業，經過60多年的探索，建立起相對完整的產業鏈體系。在中美貿易摩擦和全球保護主義興起的背景下，我國半導體產業發展面臨著巨大挑戰。2014年，《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綱要》出臺，提出到2030年我國集成電路產業鏈主要環節要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現階段，我國集成電路發展呈“三級多點”格局，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形成了我國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主要承載區。其中，長三角作為起步最早的地區，鏈條最完整，技術最先進，全國50%的設計制造、80%的封測都集中在該地區。京津冀則依托豐富的高校和科研資源，形成了人才專利的集聚優勢。珠三角起步晚，主要是依托電子信息特別是消費電子領域發展形成了設計為主的產業集群。

廣州半導體產業起步于2000年左右，早期以市場自發形式為主，政府介入程度不高，產品類型上集中于分立器件與光電子元件版塊。2017年粵芯半導體落戶知識城，實現了廣州集成電路制造從0到1的重大突破，是大灣區目前唯一進入量產的12寸芯片制造企業，一期與二期已正式建成投產。在國家“芯片自主”戰略和“制造業立市”背景下，廣州近年來不斷加大政府側支持引導力度，先后于2020年、2022年出臺《廣州市加快發展集成電路產業的若干措施》《廣州市半導體與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行動計劃（2022—2024年）》，對全市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提出長遠系統謀劃布局，2023年2月更是成立了總規模2000億元的廣州產業投資母基金、廣州創新投資母基金，進一步加大對集成電路、新能源等領域的投資。

圖4：知識城灣區半導體產業園總平面圖

圖片來源：課題組自繪

目前，廣州以粵芯為龍頭，以科學城和知識城為主要空間，集成電路“設計-制造-封測”的產業格局已具備雛形，2021年營業收入達154億元^[6]。此外，廣州還擁有廣東省集成電路人才培養規模最大的重點院校——廣東工業大學集成電路設計現代產業學院。但總體來說，由于起步較晚，廣州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水平與北京、上海、深圳、無錫等先發城市仍有較大差距，與合肥、成都等后發城市相比在政策、資金、企業等方面也存在短板。

廣州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既要放在全國“芯片自主”戰略一盤棋來尋找定位，也需立足于自身條件及市場客觀需求，即綜合“國家希望廣州做什么、市場需要什么、自己能做什么”三方面來理性選擇賽道和路徑。圍繞賽道選取、發展模式和空間布局三個方面，我們提出如下建議。

聚焦車規級芯片（成熟制程）賽道，實現集成電路百億級至千億級躍升目標

軟件、設備等上游環節廣州不具備介入的條件，千億級集群只能從中游尋找機遇。設計與制造領域，工藝制程角度，芯片可分為成熟制程（28~90nm）和先進制程（28nm以下），工藝質量角度，又可分為消費級、工業級、車規級和軍用級等，制程越先進，質量越高，芯片研發生產的難度和投入成本也越大。

由于廣州集成電路產業起步較晚，考慮到技術累積、產業生態方面對比先發城市的劣勢，發展先進制程不具備可行性。而就廣州自身而言，“缺芯”陣痛主要集中在汽車產業領域（2020年的“缺芯潮”直接影響廣汽集團30萬輛車的產量，占全國減產量約1/6。^[7]），未來進一步向新能源、智能網聯轉型升級，汽車芯片仍是繞不過的一道坎。發展車規級汽車電子更貼合廣州長遠產業發展戰略，保障本土汽車產業整體供應鏈的安全。

構建“國企+國資+院校”主導的產業發展模式

集成電路產業作為資金、技術雙密集型產業，從國內幾大城市發展歷程來看，主要有三種典型模式：一是以上海為代表的產業生態型，依托長期積累和先發優勢，逐步實現全產業鏈進口替代。二是以北京為代表的研發驅動型，依托人才密度和綜合科研能力優勢，實現關鍵領域突破。三是以深圳（龍頭企業）、合肥（國有資本）為代表的的市場驅動型，核心是結合已有優勢產業的配套需求，推動相應領域集成電路關鍵技術的配套完善。

廣州可重點借鑒“合肥經驗”，以“國資+國企+高校”模式推動集成電路產業定向發展。如由廣汽集團主導，結合2000億產投基金，設立車規級芯片聯合攻關專項，向粵芯等企業提供研發和產線投資補貼，同時圍繞產業鏈關鍵環節激勵相關芯片設計、制造、封測鏈條企業入駐廣州，推動整車企業和系統供應商協同解決車規級芯片國產化問題。

優化產業發展布局，構建“一核兩極多點”的產業發展格局

以黃埔區為核心， 建設綜合性半導體與集成電路產業聚集區，圍繞集成電路制造，引入和培育一批高端芯片設計、關鍵材料設備、先進封裝測試企業和重點創新平臺。

以增城區、南沙區為兩極，增城區主要聚焦智能傳感器和芯片制造等領域，充分發揮高校、新型研發機構的作用，加快大灣區智能傳感器產業園項目落地建設；南沙區重點打造寬禁帶半導體設計、制造和封裝測試全產業鏈基地。

鼓勵越秀、荔灣、海珠、天河、白云、番禺、花都等區結合自身產業發展基礎和特色，加快半導體與集成電路相關產品的研發和產業化，推進半導體與集成電路產業創新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