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產業發展主要依賴要素投入、外需拉動和規模擴張，尚未從根本上擺脫數量增長型模式， 產出結構與需求結構不匹配，產出規模增速與增加值增速不匹配，整體質量水平不高。
（一）供給結構不盡合理，供需難以在時空上實現動態平衡
近年來，我國三次產業之間的數量比例關系持續調整，總體符合產業結構高級化的一般規律，但產業之間的融合性、產業鏈環節的協調性并沒有明顯提升，生產供給與消費需求的匹配度不高，難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升級的多層次、高品質、多樣化的消費需求。主要表現為“三個結構性失衡”：
一是產業內部結構失衡。制造業大而不強，部分行業產能過剩，高技術產業和消費升級相關制造業的增長基礎不穩固，高品質、個性化、高復雜性、高附加值的產品供給能力不足；服務業整體層次和發展水平偏低，高品質生活性服務業、技術密集型生產性服務占比不高，服務業增加值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農業基礎依然薄弱，比較效益偏低， 階段性供過于求和高品質農產品供給不足并存。
二是工業與服務業結構失衡。我國產業結構調整進展總體與工業化后期階段相適應，基本上按照生產率提高的規律進行。到2017年，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上升至51.6%，第二產業增加值比重降至40.5%。但是，由于制造業服務化和現代服務業發展不充分，服務業比重上升過程中我國整體經濟效率并未得到有效提升，服務業比重過快上升和制造業比重過快下降，導致產業結構存在潛在的“逆庫茲涅茨化”趨勢。
三是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結構失衡。保持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合理的適配度，是大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基礎。近年來，我國虛擬經濟增長過快，實體經濟發展緩慢，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報酬結構嚴重失衡，創新要素和金融資源“脫實向虛”，影響實體經濟發展潛能，不利于經濟長期穩定發展。
（二）要素配置效率和技術效率不高，創新尚未成為驅動產業發展的主動力
縱觀發達國家發展進程，在經濟起飛階段，大多數國家產業發展主要依靠資源要素投入，躍升更高階段后，基本轉向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驅動發展。目前，我國已經進入經濟發展新階段，但產業發展仍主要靠要素投入、規模擴張，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全要素生產率還不是效率源泉的主體。存在兩方面突出表現：一方面，全要素生產率持續下降。在過去幾十年來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過程中，相當一部分來自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移到非農產業部門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提升，但隨著經濟發展階段和人口結構變化，部門之間要素重新配置效率對增長的驅動力不斷減弱；同時，大多數行業占市場競爭主體地位的中小企業發展質量不高，部門內部資源配置效率也難以有根本上的提升，生產技術效率改善不快， 導致近年來我國全要素生產效率增速開始持續下降，貢獻不斷下降。據陸旸（2016）測算，2007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約為7.24%， 2008年開始全要素增長率下降到不足3%，近年來增長率幾乎不足0.5%，全要素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僅有5%左右。
另一方面，產業發展與科技創新、現代金融和人力資源不協調。當前我國在趕超階段形成的“干中學”式模仿型技術創新模式正面臨越來越多挑戰，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體系尚不完善，自主創新能力偏弱，關鍵材料、核心零部件仍嚴重依賴進口，產業鏈與創新鏈融合不緊，科技創新對產業轉型升級的支撐不夠。同時，產業發展與現代金融不協同，金融對實體經濟“疏遠化”，金融產品創造及金融市場運行逐漸遠離實體經濟基礎，大宗商品市場全面“類金融化”，干擾了實體經濟正常運行（李揚，2017）。此外，產業發展與人力資源不協同，通用和專用人力資本積累不夠，人才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人力資本配置與技術追趕、產業轉型和大國競爭的需要尚不適應。
（三）產業發展效益不高，處于國際價值鏈中低端和非核心地位
過去幾十年來我國借助經濟全球化的紅利，快速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并形成了全球門類最齊全的產業體系和配套網絡，但產業整體處于國際價值鏈底部，不僅傳統產業效益不高，部分新興產業仍在繼續走“搞組裝、重規模”的老路，出現高端產業低端化現象，陷入“低端嵌入”困境。一方面，整體產出效率不高。產出規模增速與增加值增速不匹配，工業和服務業增加值率不高。以工業為例，“十一五”期間，我國平均工業增加值率為25.6%，2014年下降至23%，低于發達國家35%—40% 的水平。2014年，我國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為26%，與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7%）相當， 相比而言，美國制造業投資占GDP 的比重僅2.9%，創造的增加值卻占到GDP的12%（黃漢權，2017）。另一方面，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我國許多制造業企業仍以“代工”為主，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垂直分工”地位偏弱，產品附加值不高，缺少自主品牌和知名品牌，市場競爭力不強。據OECD估算（李迅雷，2017），我國出口總值國內增加值為67.8%，而同時期的日本、美國等成熟的制造業國家分別達到85.3%、85%，以色列、印度也達到了74.7%、75.9%。
